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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佳知識產權代理有限公司 楊五
摘要：中國國家政府近些年提出加強我國知識產權文化建設，所謂文化的建設和培育，必然有其形成的環境和土壤，而知識產權作為保護私權和無形資產為核心法益的法律制度，必然要求國家進一步提高每一位民眾的公民私權意識，我國幾千年傳統文化中專制體制、農耕文明、大一統和儒家傳統思想，構成了對我國早期知識產權制度形成，以及現代知識產權文化建設的負面影響，我們需要在這些文化方面做出一些改變。
2017年的中國電影市場，最具震撼和影響力的事件，肯定非《戰狼2》莫屬，截止筆者撰寫此文時止，該電影票房已經突破56億，躋身中國電影歷史票房第一，并且還未下線，票房仍在上漲。這是一部瞬間點燃全民愛國熱情的現象級影片，其成功是天時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結果，這里筆者也表示認可。但同樣是筆者所熱衷的另一部宣揚愛國主義和反戰題材的電影，卻一直未通過廣電總局的審批，并一直被列為禁片，這就是姜文導演的《鬼子來了》，其實這是一部文藝價值和精神價值相當高的電影作品，與《戰狼2》相比，只不過是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不同的愛國主義價值觀而已，但在筆者看來，《鬼子來了》所反映的注重個體和利己的價值觀，更加寫實，更加接近真實的人性和社會。就如同歷經世事后的我們更喜歡《大話西游》中的至尊寶，而不再熱衷小時候的《西友記》中的孫悟空了一樣。所以，由此引發了筆者想從傳統的中國文化，談一談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建設的問題。
作為國人，我們常常會嘆息，從公元三世紀至十三世紀，中華文明始終走在其他人類文明的前列，引領著人類最先進的文化和科技，我們有引以為豪的五千年燦爛文化，更有推進整個人類社會進步的四大發明，但是，如此隱忍、勤勞而善于探索和創造的偉大民族，為什么會在人類近代史上被西方民族所趕超，我們為什么沒有形成持續創新和保護創新的意識，沒有更早的形成保護知識產權的制度，難道真的是我們民族骨子里的性格做造就的嗎，如果是，那么這種性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帶著這個問題，筆者有一些如下方面的思考。
一、中華民族的歷史本就是一部民族融合、知識融合和文化融合的大一統歷史。先從民族融合上來說，《三國演義》第一回：“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句話言簡意賅的總結了中華民族向心統一的大勢所趨，分裂是短暫的，統一是最終的趨勢。我們的民族是農耕文明，始終需要一個穩定而廣闊的耕地來自給自足，所以，無論從君主還是到百姓，我們向來反對分裂向往一統，所以，無論經過多少次戰亂，我們中華民族總是能在黃河長江流域甚至更廣的區域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國家，不管它是叫漢、唐還是清，也不管他是漢人、契丹、蒙古或是其他民族。這一點完全不同于歐洲大陸，歐洲自古就是由大大小小的城邦組成了一個相對松散的民族，雖然也有長達數百年的羅馬帝國時期，但是總體的歷史進程大多數還是以分裂和戰亂構成了主旋律。再說知識和文化層面，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華文化經歷了短暫的“百家爭鳴”時期，然而自秦滅六國之后，從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焚書坑儒，到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再到延期幾千年的“科舉制度”，思想和文化被逐步束縛，中華民族的多元文化自此開始備受阻礙，中國的統治者從公元前二世紀就只知道利用文化和信仰來鉗制民眾的思想和意識，從而達到穩定和鞏固自己的政權的目的。這樣的統治手段好處是明顯的，在此不做贅述，我們的歷史教科書有充分的說明，而由此給中華民族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深遠的，我們民族的文化和創新意識持續受到扼殺，這可能也是導致了為什么近代中國人在科技創新意識和成果方面要落后于西方，我們民族歷史和文化的特點或許是一個深層次的原因之一。
二、中華民族經歷了太久的專制體制，沒有保護民眾私權和個人財產的傳統。《詩經·小雅·谷風之什·北山》中的一句詩詞，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政權的特點，那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普通老百姓，其本人生命財產都是國家的，更別說自己身外的財產了，民眾自然也不會也不敢為了自己的一點私權與統治者爭奪，而更多的知識分子的想法是“學好文武藝，貨賣帝王家”，最終還是為統治者服務。而國家的統治者更是變本加厲，從來無視臣民的個人訴求和私有財產，開明一點的君主，會推行一點“修生養息”的國策，民眾得到短暫的喘息，稍有貪婪的一點君主，則是極盡“涸澤而漁”之能事，因為在中國專制政體的統治下，不管是“修生養息”，還是“涸澤而漁”，都是君主自己家的事，予取予奪都是再理所當然不過的事，既然命都是國家的，自己的那點東西又有什么好爭取的。而反觀西方的中世紀政權，世俗的君主從來沒有獲得過毫不受約束的權利，或者受教會的約束，或者受議會的約束，即使享有極高權利的教皇，也是不敢輕易剝奪民眾的私有財產權，往往也需要編造一些類似于“贖罪券”的謊言來騙取民眾的財產。再到近現代的商業和資本主義萌芽，更需要以保護私有財權為前提的法律基礎，以此來鼓勵民眾創新，發展生產。所以，相對中國傳統政治體制，西方社會更容易形成以保護私權為基礎的知識產權制度。
三、儒家文化制約了民眾爭取自身合法權益的思想動力。中國歷史自公元一世紀的漢武帝開始，即確立了儒教為國教的地位，并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教化民眾要“仁、義、禮、智、信”，把仁和禮作為調和人與人的最佳方式，這既是國家立法和司法的指導思想，又是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準則，所謂“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之”。這就導致幾千年來，類似于“君子予以義，小人予以利”，“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樂善好施”等說法，成為中華民族謙謙君子的行為準則，而“見利忘義”、“利欲熏心”、“唯利是圖”則被為大家視為小人所不齒。教導人們錢財乃身外之物，追求物質利益是很可恥的事情，是小人所為。這也就導致抹殺了民眾的個性、創造力、思索力和革新精神，社會對人的評價標準是“謙謙君子”，因而也驅使人們在自己的知識財產、自己的權利受到侵犯時，往往尚和諧、求無訟，不敢提出自己的權利主張，只求大家相安無事，或寧可自己吃點虧、受點損失，也不敢或不愿去維護自己權利。這顯然與知識產權的財產權、私權和排他權的訴求相悖的，在傳統儒家思想來看，追求這些是典型的小人所為，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可見產生保護個人財產和私權的知識產權制度是有多么的不可想象。
四、中華文明其核心是一種農耕文明，重農抑商貫穿于整個專制政體時期。由于華夏文明地處亞歐大陸的東部，屬于季風性氣候，四季分明，夏季的降雨充足，比較適合農作物的生長，而且地域廣闊，可耕種的農田多，物資豐富，需要交換和購買的物資較少，所以自古以后中華民族就形成了以農耕為基礎的基本經濟形態，也正是由于物產豐饒，小農經濟以家庭為單元的經濟體足以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所以統治者們也就推出了“重農抑商”的基本國策，抑制商品交易和價值交換的行為。并且農耕文明造就了民眾注重實體物質財產，糧食、牲畜和貨幣是人們物質財富的主要載體，而文化和科技等無形資產往往不被人們所重視，即使學富五車或者技高一籌，若未能通過文人選拔制度進入統治階層，得到的評價往往也是“百無一用是書生”。而同時期的歐洲，在古希臘時期，由于愛琴海地區處于西歐、北非和西亞的交匯處，屬于貿易樞紐，商業貿易極為發達，自古就形成了商業的習慣和交易的基礎。人們將貿易看做再普通不過的營生，甚至英國王室都會投資資助海盜的劫掠經營。通過分析不同民族的經濟基礎，我們也很容易得出，為什么以商業交易和利益實現為基礎的知識產權制度更早出現在西方，而不在中國的結論。
再結合一組歷史事件，1405年至1433年，明成祖永樂年間，鄭和率領多達240多艘船只的艦隊下西洋，其中記載有“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的寶船62艘，這在放眼當時全球的造船技術水平來看，這都是相當精湛和高超的造船工藝，然而我們的史書和任何文獻都沒有半點記載這些寶船的制造工藝，留下的只有鄭和的壯舉和王朝炫耀國力的虛榮。而反觀西方，在鄭和下西洋后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1474年《威尼斯專利法》頒布，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專利法，該法規定：“任何人在本城市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新而精巧的機械裝置者,一俟改進趨于完善至能夠使用,即應向市政機關登記；本城其他任何人在10年內未經許可，不得制造與該裝置相同或相似的產品，如有制造者，上述發明人有權在本城任何機關告發，該機關可令侵權者賠償一百金幣，并將該裝置立即銷毀。”由此可見，在同一歷史時期，東西方兩個國家都先后掌握了先進的造船和航海技術，中國卻只把它用作炫耀國力和尋找流亡海外建文帝，而處在歐洲工業中心的威尼斯，卻能夠將海外貿易的重要運輸工具建造技術納入國家強制力的法律保護，鼓勵和保護創新，由此急速推進了科技和貿易的發展，以及為現代的知識產權制度奠定實踐基礎。
時至今日，中國國家政府不斷的提出加強我國知識產權文化建設，筆者認為，所謂文化的建設和培育，必然有其形成的環境和土壤，而知識產權作為保護私權和無形資產為核心法益的法律制度，必然要求國家進一步提高每一位民眾的公民私權意識，只有當一家國家的每一位公民利己意識和私有財產得到充分尊重和保護的前提下，國家的利益才能得到維護和體現，知識產權制度和文化才能深入人心。回到本文起首提到的兩部電影，雖然我們也需要《戰狼2》式的愛國主義熱情，但我們更需要《鬼子來了》中每一位村民完全站在利己的角度來思考民族大義的問題，如果到今天這個問題還不能被充分的認知，那么所謂知識產權文化建設，可能還需要停留在口號層面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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